我叫盛昆岚，是南华大学医学院（原衡阳医学院）的退休老教授，今年已90高龄，有43年教龄，自大学毕业后在湖南医学院工作8年，后至衡阳医学院工作至65岁退休，再加上返聘直到1997年才完完全全退下来。我是1958年湖南医学院支援衡阳医学院建校的第一批九名教师中的一员，亲眼目睹学校从无到有直至目前规模的见证人之一。1958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那60年前的往事，回忆起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50年我在湖医生物科当助教，教带生物学和胚胎学实验。当时胚胎学实验内容十分贫乏，讲授胚胎学的卢惠霖教授鼓励我整理胚胎片和去模型室指导制作人体胚胎模型，自写实验指导以充实实验内容，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讲授胚胎学。1954年，学院向苏联学习，调整医学课程，将胚胎学与组织学合并教学，建立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卢教授留生物教研室，我被调至组胚教研室。

1958年初我已是组胚教研室讲师，教研室主任张德威教授希望我深入学习胚胎学专业知识和科研技能，将我送到中国科学院童弟周教授处进修。童教授一直从事发育生物学的研究，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人，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实验生物研究所的副所长，也是海洋生物研究所、动物研究所的所长，他领导的研究工作已居于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行列，我能在他那儿进修是非常幸运的事，当时我在北京动物研究所童弟周教授与其夫人叶毓芬教授的指导下学习到6月中旬，随后跟着导师至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继续学习，因为夏天正是海洋生物繁殖季节，导师的研究实验就是海洋生物的胚胎，我在他们的指导下，不分昼夜地观察胚胎发育和学胚胎制片技术及实验胚胎技术的操作，忙碌却很愉快。不料，8月初我收到湖医单位发来的电报：“有新任务，速回校”，后又收到同事的来信，才知道湖南要在湘南办第二所医学院，上级决定由湖南医学院全力支援，提供各项教学设备、图书、培养并输送包括教研室主任在内的教师，我就是组胚教研室指定派去支援的教师人选。叶教授得知这个消息时非常惋惜地说：“你还没有进修完啊！我还想让你和我们一起做个科研课题哩”是的，我真不想回去，舍不得这么好的进修条件，导师的严格要求，言传身教，我受益菲浅！但是考虑到湖南省高级医务人员奇缺，再建一个医学院是造福人民的大好事，这个任务多光荣！想想教研室除张教授年事已高外，讲师中郭娟霞和戎诚兴老师都是照顾爱人关系刚调来不久，韩英士是党员骨干也是夫妇俩都在湖医，只有我丈夫被打成右派已送农村劳动教养，我一心牵挂的3岁女儿也被安置在我母亲那儿，我一个人随时打起被包就可以出发，我不去谁去呢？没有理由不去啊！当时，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张教授已被打成右派，命令如山倒，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收到信的第五天，我就辞别了导师，念念不舍地离开了青岛。

回到湖医，没有休息就投入到教学器材的准备工作，当时没有电化教学，形态学上课时全靠挂图说明人体的细微结构，故要挑选挂图，交绘图室的绘图员复制画出；要挑选组胚的示教片和学生自己观察的切片，都要亲自在显微镜下一张张过目；我原来设计的人体胚胎模型已来不及做了，只好先选现有的几套装箱；还有示教显微镜要好一点的，也得自己拿主意。上级规定这些物资限在八月底以前由各教研室装箱待运，教研室内老师们都很支持我，特别是实验技师易家农，提供我许多方便，让我很快顺利完成教学器材的准备工作。

衡阳医学院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是三年制的卫生学专修科，组织胚胎学课时将缩减成50多学时，不能用五年制医疗系的教材，还得准备好三年制的教材，只好自己挑灯编写教材和实验指导，由湖医教材科刻写装订成册。

教务处安排李子明老师制订了58级的教学计划；教材设备科抽调王镇湘老师来衡管理教学设备方面的工作；基建方面有李中权老师，他们都在9月份开学前到达衡阳，那时医学院院长尚未到职，教学行政等工作都是在衡阳医士学校党支部领导下进行。

将要承担一年一期开课的几个女教师：如教化学的柳学水，教生化的袁恬莹，教寄生虫学的刘多等和我一道坐火车到达衡阳，下火车后，只知道医学院暂时借用医士学校的房子，校址是在大元头，却不知大元头在何方，怎么办？当时衡阳一无的士，二无摩托车，只有少量的黄包车（人力车），我们只好叫一辆人力车行李放在上面，我们跟車前行。由火车站穿过市中心，经过衡阳专区人民医院（现附一院）的大门后，就是条泥土公路，公路两边都是水田，公路高于两边的水田，再前行的一里路，地面比较平坦，就可以看到医士学校了。学校建立在公路侧，学校周围是一片片农田，学校有一幢办公楼，一幢教学楼，食堂即礼堂为一层楼的平房，学生宿舍和教工宿舍也都是两层楼的砖瓦木结构，我们都住在两人一间的教工宿舍内，在该校职工食堂用餐。

生活安定下来后，老师都开始作上课的准备工作，因教学人员少，一个人得顶几个人用，我和教解剖学的王齐家老师合作，我参加带教人体解剖学实验，他带教组织胚胎学实验，原来在湖医都有工人和教辅人员做实验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只有教师自己干了。由湖医运来的教学用尸体已泡在医士学校的尸池里，我第一次壮着胆子与王老师一起将尸池内的尸体抬到观察桌上，以便学生观察，居然不小心将手表掉入了池中，池水混浊不清，无法找到，手表就这样一直留在池内。本来学生分班后都应配有管理学生思想、生活的辅导员，那时却没有，校方就安排我们这些刚来的教师干这个工作。

报到的同学共206人，分成8个班，我被安排做二班的辅导员。新来的学生思想问题真不少，想家的，经济困难的，还有较多的是不满意学校的，以为医学院应是高楼大厦，到校一看甚为失望，有的甚至想退学。我只好耐心向同学们解释，安定他们的情绪。

58年9月16日正式开课，一切可算就绪，没想到只上课一个多月，接到上级指示：停课，全体师生在校内大炼钢铁，我们只好和医士学校的师生们一起在操场上分别搭起高炉，收集“废铁”炼钢，不到一周时间，上面又要抽调几个班去搞运输，原因是全市的货运卡车都已忙于炼钢，火车站的货物已堆积如山，只有调动人力将货物运至城内，我们二班是调去运货的班级之一。我们排队到达衡阳火车站的仓库，那儿堆满了运来的布匹，布料都由粗布包成一梱，约100斤以上，仓库人员准备的运输工具是粗杆和绳子，要我们每两个人抬一梱，运到城内百货公司的仓库内。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未抬过东西，可我是老师，我若不带头，学生该怎么想？只好忍着肩肿疼痛和同学们一起干起来，过了几天，仓库人员搞来了木独轮车，这下可好了，每人可运走一个布包，肩也不会那么痛了，只是独轮车很难掌握平衡，初用时，多次侧翻倒地，还得两个人将捆包再抬上车，总是走走停停，速度很慢，几天后掌握要领才比较顺利。我们这些搬运工从学校早出晚归，干了近一个月，这一个月实在难以忘怀，因我是第一次干这么重的体力活，好在年轻，总算坚持下来，尽了老师带头的职责。也有坚持不下去的，如与我同住一房的图书管理员，她是湖医临时派来管理图书的（这些图书全是湖医支援的）。停课了，她也不得不参加劳动，年近50的人身体支持不了，急得在宿舍里器泣，后来因坚持不下去回长沙了。

十一月初，上级又有新指示：省内的医学院校一律下放农村除害灭病。炼钢运输都停下来，大概用了一周时间作准备，我也曾回长沙看望父母和女儿，并且准备行装。当时衡阳医学院、医士学校、护校的师生及人民医院的干部混合编队，我们二班被分到湘南最南的江华县，带队的有医士学校的吴老师，护校的老师和我，队员有医学院二班同学23人，医士学校二、三年级学生14人，护校同学21人，59年三月份医士学校三年级和护校同学共25人先回去了，后来只有40人，组成了衡阳专区除害灭病工作队江华大队。我们于58年11月底到达江华，随后大队分为两个中队，分别进入沱江公社和濠江公社，按照疫情变化和工作需要，编队曾经更改两次，我一直随着二班同学由沱江到濠江，再到沱江。基本上是吴老师和我负责带队。我是本科生物系毕业的，吴老师是教数学的，队中可以诊治简单疾病的只有4人。我们只有边做边学，边学边做，向当地医务卫生人员学习，向医士三年级同学学习，请他们上课，主要是单独请教，并且大力提倡自学，进行讨论，共同提高。那时农村都成立了人民公社，都在公共食堂吃饭，疾病很容易传播开来，我们都在当地党委、卫生所、防疫站的指导、协商和协同合作下进行各项工作，如疾病普查、治疗、结合集肥大搞爱国卫生活动，消灭四害，训练三员（保健员，炊事员，保育员），上山采药，并送药上门预防疾病。几个月中消灭了当地流行的流感、白喉，基本控制了麻疹，钩虫病，在濠江，59年三月初我队抽调了部分同学和我一起协助县防疫站，在濠江公社黄沙大队搞消灭梅毒试点工作，普查1500多人，确定患者585人，占总人数的38.4%，当时对怀疑者再进行“康氏反应”以确定，为此，我曾去水口县人民医院学习康氏反应的检验方法，回来后再教学生和地方医务人员，并曾试验研究用病人更少的血——不抽静脉血而取耳垂血来检验，可惜时间太短这个试验研究工作尚未完成就随队离开了濠江。我们觉得梅毒病已少见，为普及知识赶写了一本《驱梅工作手册》，现在我还保存了一本。我们也在总结使用中草药治病经验的基础上编印了《中方集》和《草方集》，其中部分内容已刊登在《湖南卫生报》上。在中、草医医师的指导下采集中草药，做成标本带回学校，准备用于教学。

总之，下放8个月，同学们得到了工作能力的锻练，在政治思想和业务上都有所提高，不仅有治疗一般常见病的能力，大部分同学都能做皮下、肌肉、静脉注射及针灸治疗。沱江是平原地带，而濠江是原始森林地带，到处是高山峻岭，一出门就是蜿蜒崎岖的小道，一不小心就会掉到万丈深渊中，路上有时还会遇上狼和野猪，吃的是杂粮、野菜，同学们都能一一克服，大家自编了一首歌，歌词为：

阴幽的山谷万丈深，高高的山岭望不到顶；

崎岖的小路半空挂，漆黒的夜晚路难行。

我们一切是为了病人，任何艰难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一切是为了病人，任何艰难也挡不住我们！

这就是同学们的心声。

队员中并非一片红，个别同学思想或行动上问题比较严重，如自高自大、不虚心学习，无组织无纪律，不安心等等，甚至有同学向报刊写信，说不想进大学了，进了大学成了劳改对象，说下放是劳改等，有个别同学请假逾期一个月甚至4个月才归队，我们都是依靠党、团组织开展政治学习，民主生活会，表扬批评双管并用，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整顿使大家统一认识，纠正错误。

我作为带队者之一，要亲历亲为的事情更多，除了做与学生们做一样的实际工作外，还要巡回各个点，了解学生们的困难，为他们解决问题，学生们缺粮票、缺钱时，得向公社暂借，担心他们的安危，谢天谢地8个月后，学生们全部健康地返校了。

这次下放让我看到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认识到我们防病治病的重要，及尽快加速培养高级医务人才的迫切性，我和学生们一样不但学会了一些基本疾病的防治知识，也得到了各种能力的锻炼。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当我的家庭已近破裂时，得到了他们的无私支持、安慰，并承担了教养我女儿的重任，让我得以听从学院安排，随学生下放，并经常得到他们的鼓励。就1959年元旦前夕，我曾收到母亲给我写下的唯一一首诗：

高堂膝下都安定，勿须遥念旧家园；

任务完毕重相聚，我儿快乐过新年。

那年的除夕我曾因赶写总结一直至凌晨三点，生活、工作紧张而愉快。

接到回校命令后我们于1959年6月初回到了学校，24日复课。那几年师生下放不止一次，1960年7月至1961年9月，学生成批下放，主要是治水肿病，目的是在经济困难时期保护农村劳动力。我也曾随60级学生下放至零陵黄田铺公社，此处不多说。

这个时期，学生们政治运动、劳动下放的时间多，正规上课的时间少，所以58级、59级、60级三届学生都延长了一年毕业。他们正处于衡医建校初期，参加建校的劳动也不少。1959年58级学生复课没多久，由于市内运输工具奇缺，建校的材料需要及时搬运，常常在晚饭后，医士学校的操场上响起了广播声：“医学院的师生注意了，河边木材需要搬运，请各班排队去河边”于是各班整队至河边，由工作人员指挥，将运来河边的碗粗长木杆两人抬一根，搬至廖家湾（医学院校址）。那时的廖家湾只是一座大丘陵，半边连着水田，廖家湾距大元头约2里，当我们师生由医士学校将一根根木材抬至廖家湾时，早已过了掌灯时分，当时一路没有路灯，一片漆黑，每晚走这么一趟，回到医士学校，大家想自习都没多少时间了。

廖家湾山虽不高，但地势很不平坦，工建时，平地的土方工程量相当大，衡阳市委号召当地驻军、中小学师生、机关干部、工厂工人，都来工地参加义务劳动，学院更是组织在校学生分批劳动。1959年9月师生搬至廖家湾医学院现址后，上大课的教室不够用，领导决定以最快速度盖一座一层楼的两个阶梯教室（现已拆除），在这两个阶梯教室屋顶建设中，一个晚上全体师生包括院领导齐上阵，排着队，有的站在屋顶，有的站在墙边，形成一条龙，将盖房的瓦一叠叠传递至屋顶，再由专业工人盖在屋顶上，仅一个晚上该教室的屋顶就盖好了，赶上了教学的需要。

这就是1958年至1959年，我所经历的医学院建校纪实。师生们所经历的艰辛，湖南医学院的无私援助，我们后人均不要忘记，这也是我写下这段回忆录的初衷，年纪大了记忆或有偏差，请知情人指正。